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豫
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我们认为对杜甫咏物诗的穿凿附会有两种情况：第
一种是杜诗本有寄托，但那是对于普遍的道理之认识或对于普遍的现象之感
慨，而论者却喜欢附会史事，句句落实，貌似深刻，其实反而降低了杜诗的
意义。例如《病柏》一诗，师氏谓为郭英义作，叶梦得谓为玄宗作，李西涯
又以为伤房劄之作，清末郭曾炘驳之曰：“要皆臆断之论。”（《读杜劄记》
第192 页）其实正如王嗣奭所云，此诗“喻正人摧折，则善类悲之，小人快
之”（《杜臆》卷四），不必落实为专指某人某事。第二种是杜诗本无深义，
但论者曲为解释，例如：
舟前小鹅儿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
层城暮，狐狸奈若何！
此诗作于广德元年（763）。题下原注：“汉州城西北角官池作。”汉州（今
四川广汉）曾是房琯的任所，此官池即房琯所凿，故又称房公湖。仇兆鳌云：
“卢注谓讽董廷兰辈，非也。公于房相，从无讥刺语。”（《杜诗详注》卷
一二）事实上此诗完全是即景之作，诗中充满了对小鹅的怜爱关切之情，绝
无讥讽之意，卢注固为穿凿，仇氏之辩驳亦有隔靴搔痒之嫌。如果一定要说
诗中有什么寓意，那就是体现了诗人对于弱小生命的爱护，体现了诗人对“物
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的体认，而且这种寓意是自然流露
出来的弦外之音，是不宜深文曲解以附会于具体的人物或事件的。
总的说来，杜甫在成都时期（包括避乱样州时）所作的诗歌有如下特点：
描写日常生活，吟咏平凡事物的诗较多，反映军国大事、民生疾苦的诗较少；
短小的篇什（主要是今体诗）较多，宏篇巨制（兼指古体诗与排律）较少。
这一个时期的杜诗中没有出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
的大篇，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甫创作水平的降低，而只是体现了主题取向和风
格倾向的变化。如上所述，日常生活的细节、平凡的草木虫鱼都成了杜甫笔
下的绝妙诗料，它们的审美价值在诗人的亲切观照中实现了升华。我们知道，
在六朝时代，诗歌几乎成了高门贵族的专利品，诗歌题材大体上被局限于以
宫廷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内。诗人即使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写出优美的山水
诗，诗中体现的仍是高远玄妙的意趣和孤芳自赏的感情，即所谓“雅人深致”。
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是诗人们不屑一顾的。经常写到鸡犬桑麻的陶诗
在当时完全被诗坛所遗忘，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到了唐代，虽然诗国的疆
域大大的扩展了，但整个诗坛仍未充分注意到生活中那些平凡的题材。王维
虽时时咏及樵夫牧童，孟浩然也写过“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故
人庄》，《全唐诗》卷一六○）的句子，但那只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点缀
和衬托，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只有当杜甫开始以审美的目光观照
草堂内外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草木之后，这些事物才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从
而堂堂皇皇地进入了诗国。毫无疑问，这不但为诗歌开拓了无比广阔的新天
地，而且使诗歌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写他们的所见所闻，
抒他们的所思所感，从而使诗歌进一步摆脱贵族的独占而走向人民。显然，
这种创作倾向与杜甫在前一个时期的努力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
对于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和创作，宋人葛立方曾慨乎言之：“其起居
寝兴之适，不足以偿其经营往来之劳，可谓一世之羁人也。然自唐至宋，已
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
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韵语阳秋》卷六）成都草堂从此成为中国文学
史上的一块圣地，成为后人瞻仰、凭吊诗圣遗迹的场所，草木有知，当感欣
慰。但是杜甫在草堂的经历也不可谓之不幸，因为他毕竟在这里过了一段稍
为安定的生活，得以仔细地体味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并仔细地观照平凡的草木
虫鱼，从而写出了那么多优美的诗篇。
六、夔府孤城：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思考
杜甫在成都虽然过了几年较为安定的生活，对他辛苦经营起来的草堂也
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内心深处是不愿终老于斯的。早在上元二年（761），
他就说过：“巴蜀来多病，荆蛮去几年？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一
室》）仇兆鳌注：“公在蜀而怀楚也，? .襄阳本公祖居，故欲留迹其地。”
（《杜诗详注》卷一○）广德元年（763）春，杜甫在梓州，更明确地表示：
“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春日梓州登
52书库推荐浏览： 陈贻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