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什么也吃不下，大口大口地吐胃液，这是胃病重犯的征兆。我给他煮粥，逼他喝。他坐在一旁看着，有时候说一句：“你把皮蛋在粥里绞碎？陈白露会先把皮蛋打碎再加进去。”
我们关系缓和一些的时候，我也和他聊天。我问他：“如果陈白露彻底丢了，再也找不到了，你怎么办？”
“你别担心，等到月底，再找不到她，就真动用外交部。只要她还活着，总能找得到。”
我顺着他的话往下问：“要是她死了呢？” 他反而笑了：“这是我从来不担心的。你不知道她有多坚强。” 我不依不饶：“假如呢？”
“假如她死了 ——”他看着天花板，眼神突然一灰 ,“假如她死了， 我就完了。”
“什么叫‘完了’？” “我就什么也不要了，什么人也不见，什么理想也没了。找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草草打发完这辈子就算了。”
“哼，我还以为你要陪她死呢。” “她才不会想让我陪她死。” “假如她得了绝症，马上就要死呢？” “那我就陪她走完最后的日子。” “何苦，你不是不爱她了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惨然一笑：“我就知道，人是注定孤独的。陈白露从来都不自信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你呢，永远不理解我想要自由。”
“陈白露在你心中是什么地位？” “我这一生，以前的都是过客不用再提，以后也不会有人再能和她相提并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地方留给她，这个地方就是‘家’。”
我很失望。我不需要这样的回答。如果当时他说一句“我爱她”，从前种种，我都原谅。但他不肯说。
而我，要到很久很久之后，才承认“家”是比“爱”更高的褒奖。 怎么从来都不在一个时空里呢？怎么总是互相误会、擦肩而过呢？
2011年春
~1~
一个月过去了，陈白露仍然杳无音讯。我瘦了整整十斤，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形销骨立，那是我一直想要的，原来是要经历内心无限的煎熬。对于要不要通过外交部找陈白露，我和陈言一直在争执。他急切地想要找到她，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而我想的是动用如此大的阵仗， 搞得人尽皆知，对陈白露真的好吗？她是个姑娘，她将来还要恋爱结婚的。
一个月后，在我快要对陈言妥协的时候，我收到了陈白露的信。它夹在一堆广告页和报纸中间，从信箱里掉出来。还没看到信封上的落款， 我的心就怦怦直跳——除了陈白露，不会有人手写一封信寄来。
我坐在楼梯上读完了那封信，信很短，信纸是90年代见过的方格纸， 顶端有一排老挝文字，我后来查了字典，那是一所中学的名字。她端正的小楷嵌在方格里，好像一篇小学生的作文：
“海棠：
这里大山大水，风景开阔，比云南更让我喜欢，我爱这里，不愿离开。
我给这里的学生辅导英语，我的学生，也是我住的旅馆老板的女儿， 名叫尼娅。她很讨厌老挝，总是缠着我带她去北京。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们总是更喜欢别人的家乡。如果她长得不美，我也许会带她来；但是她太漂亮了，在北京她会迷失，你说对不对？
旅馆的旁边有一所村庙，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和村民一起做祷告——不是祷告，应该叫早课吧？其实我听不懂他们在念什么，但是我感到无比宁静。对了，村庙的大门上有一幅楹联，尼娅用英语给我翻译，但我觉得翻成中文更有味道：
你是过客，花是主人。”
我带着这封信去找陈言，但是他不在家，电话打了三四个，都没有人接听。我用陈白露留给我的备用钥匙开了门，房间里黑着灯，他不在， 狗狗也不在。
我猜他可能在小区里遛狗，于是在沙发上坐下来等他。沙发上扔着一只文件袋，我打开看，是一叠酒庄的资料，我不懂法语，只看懂酒庄大约在一个巴黎附近叫Loire Valley的地方，葡萄园和薰衣草园整齐地排列在幽深的河谷两岸，间或有几座上了年纪的城堡。
我等得不耐烦，跑到窗前扫视小区里可能遛狗的地方，石子小路上匆匆走着晚归的人们，狗也有不少，但没有跛足的那一只。这个小区的楼间距很小，对面的几十户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多是三口之家，饭菜陆续摆上桌，电视里播着一模一样的新闻联播。
有多少人在期待着醉生梦死的游艇假日？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 那艘醉生梦死的游艇上，至少有三个人，愿意交出眼前的享受，换这一餐平常的晚饭。
我是在这一刻下了决心。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代价需要我去付出，才能够同父母团圆，从来都没有。只要我肯离开北京。从前我无比迷恋和依赖这里，我以为自己的全部生活都在这里，如今我只感到失望和厌倦。 我打电话回家，想告诉他们，一找到陈白露，把她平安交到陈言手上，我就回家。
电话只响 了一声就 被接起 来， 是一个 陌生人， 他说他是 我爸爸 的秘书。
我愣了一下，当初我家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爸妈把身边的人精简到连付师傅都不留，什么时候又配生活秘书了？
这位秘书告诉我，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我叹口气挂了电话，但这提醒了我，也许陈言回了他父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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